何其芳长篇小说《无题》的“革命+恋爱”叙事模式

周忠厚曾经很早就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评价何其芳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遗稿，文章叫《革命者前进的历程——评〈董千里〉第一部〈生长〉》。周忠厚通过何其芳的妻子牟决鸣得到了一批何其芳为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准备的资料以及何其芳所列小说提纲、备注等第一手资料。据周忠厚查阅资料后所写，从何其芳为写这篇长篇小说所做的设想、提纲看，这一长篇小说应该叫作《董千里》。在何其芳设想了《董千里》的各分册主要内容：“一、《生长》，二、《迷失》，三、《觉醒》，四、《前方》，五、《延安》，六、《界限》，七、《工作》，八、《农村》，九、《城市》，十、《建设》。”（周忠厚：《革命者前进的历程——评〈董千里〉第一部〈生长〉》，《何其芳研究资料》，1985年第7期，第13页。）何其芳在编写《董千里年表》的同时，关于第一部《生长》编了两个提纲，第一个提纲分七个大部分，“一、把董千里年表中的董千里分为董千里、龙于野。二、在县中读书。三、九五惨案。四、学校有革命教员介绍革命书刊。五、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县里清党。六、在学校比较喜欢读英文，英文教员介绍读《天方夜谭》《安徒生童话集》等。七、暑假遇一同到北平去升学的女学生。”（周忠厚：《革命者前进的历程——评〈董千里〉第一部〈生长〉》，《何其芳研究资料》，1985年第7期，第13页。）第二个提纲是：“1、地主阶级的本质（各种形态表现出来的）与农民阶级的对立。2、地主阶级内部的腐败、落后，外来的影响（新教育），可以生长出不自觉的‘浪子’。3、大革命失败前后的背景，蒋介石的叛变下的血的镇压（清党）。4、性格软弱者的妥协、逃避、初恋。”（周忠厚：《革命者前进的历程——评〈董千里〉第一部〈生长〉》，《何其芳研究资料》，1985年第7期，第13页。）

对于《生长》的题材，何其芳说：“写一个小地方的孩子在农村地主家庭中及小城市中的生长。”（周忠厚：《革命者前进的历程——评〈董千里〉第一部〈生长〉》，《何其芳研究资料》，1985年第7期，第13页。）对比何其芳的提纲和他的长篇遗稿，确实就是提纲的开头《新生》的部分。按照提纲脉络，《新生》后的内容必然是走向革命，就像何其芳走向延安革命道路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何其芳加入了恋爱。“在这部《生长》的末尾，还透露出他和叶若兰爱情的信息，董千里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他走上革命道路也是有代表性的。”（周忠厚：《革命者前进的历程——评〈董千里〉第一部〈生长〉》，《何其芳研究资料》，1985年第7期，第13页。）所以，这很明显具有“革命+恋爱”的特征，不免让人想到茅盾等人的“革命+恋爱”小说。在早期的左翼文学创作中，作家们在文学创作方面各有风格，同时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比如“在写作手法上，诗歌和散文多采用热烈直露的方式抒发情感，小说则常常以‘革命加恋爱’的方式组织情节。”（俞王毛：《中国左翼文学的演进过程研究（1923-1949）》，知识产权出版社2023年版，第31-32页。）革命文学派在这一时期小说的主人公是清一色的“革命的浪漫蒂克”知识分子，其故事也是不约而同地或多或少地表现了“革命+恋爱”。“如蒋光慈的《鸭绿江上》的李孟汉与金云姑。《短裤党》中的李金贵与邢翠英，杨直夫与秋华，史兆炎与月娟，《野祭》中的陈季侠与章淑君，《菊芬》中的江霞与菊芬，《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李尚志与王曼英；华汉的《地泉》中的林淡秋与梦云，阳翰笙的《女囚》中的岳锦成与赵琴绮等等都有者感人肺腑,摧人泪下的爱情故事。”（杨迎平：《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226页。）这些小说中都有着“革命+恋爱”的故事框架。

茅盾直接将革命加恋爱小说分为三类：“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革命产生了恋爱”。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们既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又沉浸于恋爱的甜蜜。作者通过这些主人公的经历，直截了当地探讨了“恋爱”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提出恋爱可能会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因此，小说的主旨往往归结为“为了革命必须牺牲恋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公式”被逐渐调整。作者开始不再过分强调“革命与恋爱的冲突”，而是转向了展示两者如何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接着，出现了第三类“革命加恋爱”的小说，这些作品更加注重描绘那些在工作中并肩作战、共同努力的男女，他们如何在共同奋斗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萌生了深厚的爱情。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新的政治伦理秩序被建立的过程中，个性的解放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当时的革命者将满怀激情地将“革命”视为改善社会和自我完善的双重利器，携带着“五四”时期曾经热烈追求过的个性自由投身到革命浪潮中，但“革命作为一种理性的操作系统，不能兼容知识分子的个性主义的思想理路，革命初期的知识者无法很好地读懂革命的限定性和规定性。”（王寰鹏，《左翼至抗战：文学英雄叙事的当代阐释》，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54页。）前两种公式正是对这种不兼容现象在文学创作中的初步解决方案，但这些方案往往是以牺牲个性表达为代价，而第三种叙事模式，则展现了革命知识分子在叙事艺术中寻求革命与个性冲突调和的积极努力，它是一种基于想象的叙事策略，旨在缓解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焦虑与矛盾，体现了叙事者对社会变迁深刻理解的同时，也寄寓了对理想社会形态的美好憧憬。如蒋光慈的小说中，革命与恋爱的关系多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基本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气质，是茅盾所说的第三种模式，他在《野祭》中提到：“这本小说虽然不是什么伟大的著作，但在现在的恋爱小说中，可以说是别开生面。他所表现的，并不在于什么三角恋爱，四角恋爱，什么好哥哥，甜妹妹……而是在于现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之中有两个不同的女性。”（蒋光慈：《野祭》，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第1-2页。）其中的恋爱是指对现代意识觉醒的表达，以及充满对反叛传统的意味。小说的男主人公陈季侠与章淑君、郑玉弦两位女性均产生交集，故事的初期陈季侠与章淑君的关系是“离”，陈季侠与郑玉弦的关系是“合”，但在故重结尾处，这种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陈季侠与章淑君在精神上达到了“合”。革命与恋爱由一种矛盾的关系，到一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的关系，最后二者在精神领域达到高度统一。在蒋光慈营造的这个故事中，革命与恋爱注入了现代人的精神追求，毫无疑问革命是现代意识的体现，“革命与恋爱”模式将反抗社会制度与追求爱情自由这两个先锋性主题嫁接起来，使革命与恋爱的关系发生转变，从相互矛盾走向相互促进最终达到融合统一。

何其芳的《无题》和这类“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是一部未完成书稿，小说虽然透露出董千里与叶若兰爱情的信息，并且二人相识之初相处愉快，未体现出相关矛盾，但由于后续情节的缺失，无法判断其中革命与恋爱的后续关系，无法得知最终到底是革命影响恋爱还是恋爱影响革命，因此，在何其芳的小说中革命与恋爱的关系并未真正体现出来，但却具有“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特征，其中“革命”与蒋光慈小说中的“革命”一样，也是现代意识的体现，是叙事者对理想社会的憧憬，极具乌托邦色彩。此外,胡也频和洪灵菲也认为恋爱是人生的重要一环，但当二者矛盾冲突难以解决时，爱情无疑是可以牺牲的；孟超则直接以《冲突》为名标示革命与恋爱的水火难容；顾仲起则在《坟的供状》中借主人公之口，大喊抛弃、不要女人；更有甚者干脆说“女人是祸水”。如此，他们就窄化了革命(集体）与恋爱（个人)的关系。革命与恋爱的冲突，是现实生活中集体与个人之间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否认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抑制阶级成员个性的合理性，同样中国革命的艰难困苦也应该要求集体成员服从“终极目标”，但是由于作者和一些“革命文学家”对革命幼稚、褊狭、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他们不顾及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和自身缺陷的存在。在洪灵菲的代表作《流亡》中，就有这样一段堂而皇之的“革命恋爱论”：“革命和恋爱都是生命之火的燃烧材料，把生命为革命、为恋爱而牺牲，真是多么有意义的呵！革命和恋爱…….那一定是不会冲突的。人之必需恋爱，正如必需吃饭一样。因为恋爱和吃饭这两件大事，都被资本制度弄坏了，使得大家不能安心恋爱和安心吃饭，所以需要革命！”（洪灵菲，《洪灵菲小说经典》，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盲目地要求革命者将所有一切(包括恋爱、自由)献身给革命，这有失人道。何其芳小说中“革命+恋爱”并未发生冲突，但是可以看出作者面对的“革命加恋爱”是虚幻的，其所虚构并展现的只是“革命”浪漫的“恋爱外套”，而真实的革命是残酷的，是充满血污和仇恨的，它没有呈现如此之多的恋爱表象，故恋爱表象的强化遮蔽、异化了革命现场。爱情在革命文学中地位的下降和附属身份的强化造成了一种书写性质下的历史悖论：革命本来是要解放人，包括对婚姻、爱情和欲望合理性的肯定，革命本应是阶级性、自然性的统一，爱情与革命本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但激进的革命者把革命当作神把爱情置于革命对立的位置上，这不但歪曲、曲解了革命，悖离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主题和现代精神，更可怕的是，有人简单化处理的结果成了：要恋爱就不能革命，要革命就不能恋爱，否则就是反革命。他们以革命为主线，以爱情为革命故事添加浪漫色彩，以此来确证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在“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这类小说中，革命与恋爱的关系是相互矛盾的，例如丁玲的《韦护》写共产党人韦护与丽嘉的爱情，最终为革命与爱人丽嘉分手的故事。在韦护看来，革命加爱情等于使自我具有彼此分裂的“两种人性”和“双重人格”。更为严重的是，他甚至产生双重犯罪感：一方面，在革命时谈恋爱，这是对革命信仰不忠实；另一方面，在恋爱时牵挂革命而缺乏专注，则又是对情人丽嘉不忠实。这使他认识到，奢望两头兼顾，实等于两头落空。如此，对这位革命知识分子来说，革命加爱情的生活失去了合法性，唯有一心革命而不谈爱情才是真正合法的。这种人格的分裂，用韦护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可动摇的工作”与“生命的自然需要”的冲突。这实际上是“革命”与“爱情”、“政治"与“性”“超我”与“本我”的冲突。韦护通过反复的焦虑和痛苦，经过艰难的心灵历程终于舍弃爱情而全身心的投人革命工作中去。丁玲在表现韦护的焦虑时，也表现了自己的焦虑，这焦虑就是丁玲由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的内心历程。由此可见，革命文学派的“革命加恋爱”的内容的描写，有一定的真实性，这包括现实生活的真实和内心感情的真实。

何其芳在描写董千里的故事时，也试图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融入其中，使作品具有较真实的生活气息。小说已完成的6万字，写了主人公董千里和他两个少年好友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董千里是作者的自况，他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等方面都带着很强的自述影子。像董千里的童年生活，初步的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受到的安徒生童话的影响，等等，都可以在何其芳的自身经历中找到相对应之处。并且。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个暗示，就是董千里不久之后将去北平追求新的生活，将会与在故乡时结识的初恋情人相会，都很容易使我们想到何其芳在北平会馆时的初恋生活，只是未能将董千里与叶若兰若隐若现的爱情线与小说中的革命故事的关系进一步表现出来就终稿了。此外，何其芳与丁玲同样都善于描写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小资情调”，使知识分子的形象丰满生动。在何其芳的文学作品中，他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情感描绘，展现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情感波折和心路历程。以《无题》为例，小说中董千里不仅是一个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战士，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子。他凭借自己讲故事的独特才华，吸引了异性的倾慕与喜爱，从而塑造了一个既具有革命热情又充满浪漫情怀的才子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示了董千里个人的魅力，也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复杂心态和情感体验。何其芳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洞察力，成功地捕捉并刻画了知识分子革命者群体中的“小资情调”。这种特色不仅使得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更增添了作品的感染力和深度。然而，这部作品最终未能完成，这无疑是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这部未竞稿小说还有一重意义，就是对于文学上“何其芳现象”的解读也有重要意义，可惜这部小说没有完成。曾经把何其芳的道路当作自己前行者典范的邵燕祥，在《何其芳的遗憾》一文中说：“何其芳有一个遗憾：他从中年就想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的长篇小说。他至死没有实现这个计划。起初是因为党把他布置在文学战线的一个领导岗位上；后来则是下放劳动和社会动乱，剥夺了他的健康和时间。我记得他说过，初衷大约是要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党的面貌完成思想改造的历程。”（邵燕祥：《闭门札记》，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页。）这确实是一个遗憾，如果能够写完，何其芳会将自己的文学道路中的细节呈现在文本中，对于研究他思想、文学观等隐微之处有帮助，可惜只能在短短的5万余字的遗稿中感受他的“新生”。

课题来源：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何其芳年谱长编（1912-1977）；项目编号：24BZW117

作者简介：周思辉：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